如何评价一个人的能力,这个在科考制度出现以前,谁也没办法解释。
古代君王用人重德行重孝义,认为一个孝子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吏。汉朝时代的孝廉制度,其实很大程度也是在向各州各郡,招收有这资格的学子。
科举制度出现之后,对经义的理解占据了考试的很大幅度,初期甚至还有写诗作赋的设定,当然君主不是真正的白痴,至少还记得加入策论这个存在。
在独尊儒术的封建时代,或许懂得四书五经的人,在君主眼里才是最有德行的人才;或者,这是君主向儒家妥协的一个表现。既要愚民又要在愚人之中取材,除了妥协还能怎么样?
这年头距离战国时代还不算太远,百家争鸣的盛况也尚未就此泯灭。墨家、发家、纵横家的徒子徒孙依然偶然在历史的舞台中出现。哪怕是一般的官吏,就算是打着儒家士子的名头,实际上还是玩着外儒内法的把戏。
孔子尚未成为真正的圣人,孟子自然也还没有成为所谓的亚圣人。
要让这个会被玩完扭曲的世界,从儒家的束缚住解脱出来,刘铭自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。再则,他也不觉得单纯死记硬背那四书五经,就能够成为一个一等一的人才。
要知道明清时代,考出来的进士下放之后,基本上都不懂得如何治理郡县。于是请了一大堆的幕僚,幕僚不是政府编制,故而必须要他们自己出钱。本身他们就没多少俸禄,故而要治理郡县,就不得不贪污,于是从小贪变成大贪。
更重要的是若是师爷不尽心尽力,结果县令反而成为了一个傀儡,帮他们背黑锅。有些自诩清廉的官吏,治下被师爷贪污得民不聊生,结果骂名却是全部被那个所谓的清官给担上了。
再则,既然不懂得怎么治理郡县,那么索性也就不去治理,来个无为之治。清朝的官员,只求郡县太平便可,不会去考虑如何发展郡县的问题。一个郡县放在那里三百年,以前是什么样子,三百年后还是什么样子。
一旦遭遇天灾人祸,除了向中央求援,求赈灾以外,自己要做些什么都不清楚,结果耽误了最佳的处理时间,搞得百姓直接造反了。有清一代,造反从未中断过,有很大原因和这有关。
刘铭既然回到了这个时代,自然不会让这样的情况继续出现。
故而,考生们第一次接触到的科考,却是完全按照后世的标准出题。第一次或许放松一些,只为让广大的考生,对新的考试内容有一个认知,知道在下一次科考到来前,侧重学习哪个部分。
算数五道题目,基本上都出自《九章算术》;农学方面则列举了一些事关农业发展的问题,让考试根据自己的见识来回答;策论是探讨丝绸之路对华夏的影响;经义是探究如何理解‘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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