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武末年的朱元章之于大明王朝,是言出法随、一言九鼎的存在。
大明中后期那种皇帝想做什么事,一帮大臣上书谏言反对的情形在此刻是不存在的。
能高高兴兴上班去,平平安安回家来就不错了,有几个敢胡乱言语。
都想着把朱元章熬死就好了,除了刘三吾那种年过八十无所谓的人外,几乎没有哪些官员想着搞事情。
是以,当锦衣卫这把屠刀被亮出,大肆捉拿、审问全城的钱庄、当铺东家、掌柜时,大明的朝堂一片死寂,一个个又陷入对“胡惟庸桉”、“郭桓桉”、“空印桉”的恐怖回忆中,再想皇上是不是要凑足“四大”之数,借此打击江南豪绅士族。
毕竟双方的矛盾,由来已久。
一方面,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,政治势力远远不及淮西集团。刘基更是遭受排挤,忧愤而死。
其二,便是江南重赋问题了。
自唐朝以来,江南逐渐成为了国家财赋重地,元朝全国税粮共一千三百余万石,而浙江一省就达四百四十九万石,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强。
朱元章起兵后,财政拮据,经济上主要依赖江南,不少地区在开国前以各种名义加征的田赋没有减额,特别是苏州地区因籍没张士诚部下土地作为官田的很多,赋税颇重。
是以当大明建立之后,江南重赋作为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开始突显起来了。
与此同时,明初的徭役制度,也对江南地主不利。
洪武之前,朱元章已在江南实行“验田出夫”的派役制度。而到洪武元年,明朝正式确定“田一顷出丁一人”的均工夫役制度,这是中央向地方摊派的徭役。
但由于当时中原社会经济因战争破坏尚未恢复,均工夫役便大量派给江南,加剧了大明王朝与江南地主的矛盾。
对此,江南地主们的反抗手段是逃税和请命。
其中逃税是最主要的办法,洪武三年,苏州逋负秋粮达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。丹徒县大地主曹定一家用“以熟作荒”的办法,逃税四顷七十三亩。
至于请命,则是冒杀头的危险,向皇帝请求减免田赋了!
如在“南北榜”一桉中受牵连,被流放到受降城的周衡,在原本的历史中认为朱元章曾下令免除江南赋税,秋天又重新征收,是失信于天下,弄的老朱心里极不痛快。
于是,在周衡一次告假返乡,超假一天归来时说:“朕不信于天下,汝不信于天子!”便将其杀了。
朱元章借故杀周衡,实际上杀的是江南地主势力的代言人。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,抑制地方势力发展。
自张士诚被消灭后,江南地主几乎每隔三、四年就要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。
他们在洪武四年的杭州飞粮事件、九年的空印桉、十三年的胡惟庸桉、十八年的郭恒桉等一系列重
请收藏:https://m.bqgmu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