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可秀讲第三个字:直。
中庸讲温,但要“温而理”,不能因为温和而失了原则,这就叫温得过度,失了分寸,不直了。
所以名可秀在温之后,又用直。
孔子说“直”,有几个意思:正直,公平,直率。
无论是为人处事,还是治国为政,都要用到“直”。
直与温是相对的。
比如朝廷清贪,就不能温。南北两朝当初在澄清吏治时,都采用了雷霆风暴的手段,揪出一个贪官,绝不姑息。现在的政治清明,可以说是建立在当初的雷霆风暴之后,荡去了污浊,再辅之严密的监察制度,和严厉的、不宽容的惩治手段。
名可秀讲,对贪官,那就不能讲温,要持以公义的直道,以法律为直绳,不枉不曲。
名可秀在这里讲直,就是对温的补充。
正如宽要有辨,温也要有直。
《中庸》说:“国有道,其言足以兴,国无道,其默足以容。诗曰:‘既明且哲,以保其身。’”
什么是明哲保身呢?名可秀讲,明哲保身不是叫你怯懦躲避。明,是明心见性,心中有道;哲,是高明的智慧处世。当处于乱世,“明哲保身”不是怕——是不愿意轻易牺牲,所以“其默足以容”,退而隐世,担负起文化的传承责任。
但是,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,没将“既明且哲”放在前面,只看见了“保身”。于是,当国家危难之时,因为怯懦不敢站出来,苟全己身,还美其名曰“明哲保身”。
靖康之变,多少士大夫做了金人的俘虏?保全己身、不轻易而死这是对的,死要有价值。但当君王遭敌酋之辱,此即国家受辱,华夏受辱,然唯有李若水挺身而出,舍生取义。何以不“保身”哉?因为已经触及君臣之义,触及了士大夫应守的“道”,故勇而直,舍生以全道。此谓之,死有重于泰山也。
故靖康以后,我们讲士大夫的气节,就是批判这种当勇时怯,当义时退,不能直道而行。《中庸》说“国无道,其默足以容”,“默”是因为有“容”,对世间会有贡献,此谓之“保身”重于直勇而死——那些“明哲保身”的士大夫们又有几个是这一种呢?
故名可秀要讲直。
孔子道:“见义不为,无勇也。”此时直即是勇,而“义”即中道。中庸是讲中道而行,所以中庸者是见义勇为,不是“保身”不作为。
名可秀道,既明且哲,是要自己明心见性,处处有道。所以孔子说“国有道,危言危行;国无道,危行(行为要端正)言逊(言语要逊,含默)”——不论哪一种,都是为了道。所以为道,是既明且哲而保身。这才是中庸的中道而行。
名可秀又讲,孔子说,以德报怨,何以报德,故以直报怨。
什么是以直报怨呢?直者直道也,公平无私。这是讲你我有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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