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。
大家还都围着我笑。
我本来特别烦,直到隔壁卖烤白薯的阿姨拿了一个烫手的烤白薯塞给我。
我那时觉得这世上的一切怨恨都可以用吃来抵消。当然,现在我偶尔还会这么想,但还得防备着下一秒会被什么闻所未闻的不幸砸到头顶。
比如我好不容易走后门报上了户口,又没钱念书。
因为我是真正信手拈来的“黑户”,夏皆愁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户口。好在有人愿意帮她解决这个问题,是我们那条街上一个还算有点影响力的地头蛇。
他把写着我名字的户口本交给夏皆手里的时候,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,那双本来就让人难以寻觅的眼睛都快挤没了,说,小夏啊,事儿给你办成了。
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看小人书,听见声音就仰起头,目光落在地头蛇嘴里那颗闪闪发光的金牙上,我妈倒是没抬头,她说,谢谢啊大哥,那什么,多少钱,我能负担得起都会给你。
这个地头蛇叔叔说,钱不要了,你人跟我行吗?
我妈的眼睛终于舍得从计算器上移开了。她正在算店里今天的收入,如果有富余的话晚上也会增添不错的菜色,甚至是晚饭后的汽水和冰棍儿。
但她现在完全考虑不到那个了,我见她细长的眉毛抖了抖,嘴角向上挑起来,可是怎么看都不像笑。
地头蛇叔叔还用一种势在必得的表情等着,仿佛我妈很快就因为感动而投入他的怀抱,他的表情甚至隔空感染了我,让我莫名的有点儿期待。
可事实是我妈从裤兜里掏出一沓红票子——我也看不清具体多少,客客气气地,甩到那叔叔胸口上。
“对别人尊重点啊你妈了个逼的。”她笑盈盈地说。
夏皆那时二十啷当岁,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,纵使言语上冲撞,她却总有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气;看得出她脾气不好,我刚跟着她的时候也担心做错了事被责骂,又带着点试探底线的意味,基本上,我不是那种有恃无恐的小孩儿。
因为怕被赶走,我每天都勤勤恳恳的学做家务,想学《三毛流浪记》里描述的那样,一个瘦得跟牙签儿似的小崽子,顶着一个和自己身材全然不配的大脑袋,走街串巷地送报纸,就差干回自己的老本行捡垃圾了。
街坊邻居们许是看我有趣,不当回事儿,怀抱着对小孩子特有的慈爱与善良,将送牛奶的光荣使命交付于我,于是在小学开学的前一个暑假,我蹬着一辆二手自行车送了三个月的牛奶,后脖子都晒脱了皮,才总算凑齐学费的零头。
我那时候觉得,穷可比妖怪恐怖多了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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